白族古文字：老白文

白族歷史上沒有形成較為完備規(guī)范的文字。從相關的歷史文獻，如《南詔德化碑》、崇圣寺銅鐘六天王鑄像旁銘文、石鐘寺石雕佛像旁的款識刻字、《南詔中興二年畫卷》、大理國《張勝溫畫卷》，以及南詔、大理國的其他文獻資料看，上面使用的文字都是漢文。可見南詔、大理國等以白族為主體民族的地方政權的官方文字是漢文。但在白族民間，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以及上層統(tǒng)治者中間，也早就出現了利用漢字字音、字意、字形或在漢字基礎上自造新字的方法來書寫白語，這種符號系統(tǒng)就是老白文。

老白文是在長期的漢白文化交流過程中形成的。從保存下來的白文文獻看，白文在南詔中后期（公元九到十世紀）就已有使用。當時人們已開始通過增減漢字筆畫或仿照漢字造字法重新造字的方法來書寫白語。這種新造的字，歷史上叫做“新奇字”，白族民間則稱之為“白字”。自造字的出現，標志著白文形成了自己的制字方法和讀寫規(guī)律，走上了相對獨立的發(fā)展道路。白族民間常把白文稱為“漢字白讀”或“漢字白音”，實際上并不準確，因為白文已經是一種由假借漢字（包括音讀字，訓讀字、借詞字、借形字）和自造字（包括形聲字、音意合體字、意義合體字、變體字、省略字、加形字）等多種書寫符號構成的有內在讀寫規(guī)律的符號體系，是獨立于漢文的專門用于書寫白語的民族文字。

老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白族民間使用。由于自身的局限，加上歷代統(tǒng)治階級都以漢文為官方文字，對白文不予重視，未對其進行規(guī)范、推廣的工作，因此，白文一直沒有能發(fā)展成為成熟、規(guī)范、通用的民族文字。明代以來，大量白文文獻遭到焚毀，白文的發(fā)展受到很大打擊。但白文還是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白族民間，白文仍在流傳使用，起到了繼承和發(fā)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主要的白文文獻有以下一些：

南詔字瓦。南詔字瓦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陸續(xù)發(fā)現的，多出土于南詔的建筑遺址中。這些殘瓦上刻有各類符號，既有特殊的記號，也有漢字和由漢字增減筆畫造成的文字符號。后兩類一般認為即是當時的白文。雖字瓦出土數量較多，但所刻白文符號零散不成系統(tǒng)，難以釋讀。

南詔大理國寫本佛經。1956年，費孝 通等先生在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fā)現兩批佛經共三千多冊。其中，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寫本佛經共20卷。這20卷佛經中夾雜著白文，有的在漢文經卷右側有白文旁注，卷尾有白文注疏。這批經卷年代較早，其價值令人矚目。

白文碑銘。主要有以下數種：大理國《段政興資發(fā)愿文》（12世紀）、明代《鄧川石竇香泉段信苴寶碑》（14世紀）、《故善士楊宗墓志》（1453年）、《故善士趙公墓志》（1455年）、《詞記山花·詠蒼洱境》（1450年）、《故處士楊公同室李氏壽藏》碑陰《山花一韻》（1481年）、清代《史城蕪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婦預為家冢記》后附《白曲一詩》（1703年）等。由于白文書面文獻多已失傳，這些碑銘更顯其珍貴。其中尤以明代著名白族詩人楊黼所作的《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簡稱《山花碑》）最為著名，全碑白文書寫流暢，藝術性也較高，為白文文獻的代表作品。

近現代白文作品。包括白族傳統(tǒng)的曲藝形式如大本曲、本子曲的曲本、民歌唱詞等，此外還有白文祭文等形式。這類文獻近現代一直在民間代代流傳，其數量也很可觀，如大本曲就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本”之稱。這類文獻多由民間藝人代代傳承，有的也在民間傳抄。很多白文曲本成書于民國初期，具有較高的價值。